国际货币基金组织

抗议IMF的人群

冷战后期以来，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角色一直引起争议。有批评指出，基金偏袒与欧美公司有良好关系的资本主义军事独裁者。另有批评称，国际货币基金不重视民主、人权和劳工权益。这些批评引起社会的讨论，促进了反全球化运动。相反意见认为，国际货币基金促使国家民主化的能力有限，而它的宗旨也没有写明要这样做。有支持者指出，经济稳定是民主的先决条件。

有经济学家批评，国际货币基金的经济援助都是“有条件地”批出：受援助国需要实行基金建议的经济改革。经济学家认为，这样做会影响国家的社会稳定，实际上适得其反。

一般来说，国际货币基金和它的支持者推崇凯恩斯主义。于是，供给学派的支持者通常与国际货币基金唱反调。国际货币基金提倡把货币贬值，被供给学派批评会造成通货膨胀。大部分反对经济全球化的组织，例如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，认为IMF的加深了贫穷问题，也增加了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。反对IMF的组织各有不同的立场。例如，供给学派认为，ATTAC提出的政策，理念上与IMF的相差无几。

阿根廷因采用布雷顿森林机构提出的经济政策，而被IMF推崇为模范国家。然而，2001年，该国出现灾难性的金融危机，不少人相信是由IMF倡议的紧缩财政预算和私有化重要资源开发项目所致。紧缩的预算削弱了政府维持基础建设、福利、教育服务的能力。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加深了南美州国家对IMF的怨恨，他们指责基金要为南美地区的经济问题负责[21]。受到阿根廷经济危机影响，现时南美地区的政府渐走中间偏左的路线，并致力摆脱商业企业对经济政策的压力。

另一个引起争议的国家是肯尼亚。原本肯尼亚的中央银行控制了该国货币的流动，IMF提出协助后，要求放宽货币政策。调整后不但外商投资大减，在贪污官员的协助下，Kamlesh Manusuklal Damji Pattni 亏空了数以十亿计的肯尼亚先令（是为 Goldenberg scandal），肯尼亚的财政状况比之前更差。

国际货币基金亡羊补牢的行动影响了它的声誉：往往当国家已深受经济打击，IMF才伸手援助。其实这些国家出现经济问题，通常是数十年管理不善的结果，而不为外界所知。管理不善导致国家陷入多年的经济困境，IMF通常于这时提供协助，人们于是把经济崩溃与IMF的介入连系起来。政客善于转移视线，利用民族主义和人们对IMF的坏印象，以IMF作自己的代罪羔羊，将大量利益纳入得利者的口袋中。

虽然IMF成立目的是协助稳定环球经济，但自1980年代以来，超过100个国家曾经历银行体系崩溃，并令GDP下降4%以上，这是史无前例的。IMF对危机的迟缓反应，以及亡羊补牢的做法，令不少经济学家提出要改革IMF。尽管西方社会对国际货币基金毁誉参半，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，各地区认为IMF和世界银行对他们的国家有“正面”影响的比例，亚洲61％、非洲71％、北美洲62％、拉丁美洲54％，西欧和东欧则分别为64％和58％[22]。

记录片《债与命（英语：Life and Debt）》（Life and Debt ）以批判的角度描述国际货币基金的政策对牙买加的影响。2011年希腊纪录片《解放债务（英语：Debtocracy）》（Debtocracy）亦对国际货币基金颇有微词。2018年的《分秒币争》，或译《国家破产之日》韩语：국가부도의 날／國家不渡의 날 Gukga-budo-eui Nal则描述了甫加入OECD的大韩民国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牵连，在密室政治的掌权下，吹哨者无法对国民及早预警，剧中人物甚至以国耻来描述或饮鸩止渴接受IMF安排：“至少保留住大企业与财阀，继续压榨大部分民众，导致中小企业连带破产、失业、自杀”以极端贫富差距换得IMF协助；或宣布国家破产，无法进口粮食能源等民生必需品使面临全面大混乱失序的两难。